过去30年，日益开放的世界格局为跨国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个资本、贸易和思想相对自由流动的单极世界里，跨国公司可以从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获得资本，可以根据全球的供需关系优化业务，还可以为日益全球化的客户提供服务。但这一切或许已经成为历史。面临新冠疫情肆虐、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通胀压力再度来袭和战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也必须重估和重构自身业务，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其中一些最为重大的重构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这种重构并非易事。中国市场庞大而复杂，彻底脱钩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粗暴；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也通过包括资本、贸易、创意想法等互相联结。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远比这要艰巨得多：在应对日益复杂的风险的同时，还要继续在中国市场谋求发展。这将成为跨国公司在新时代面临的标志性要务。谁能解决它，谁就会成为未来的赢家。

过去几十年，中国与跨国公司建立起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如今，跨国公司已经开始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最近的调查显示，将中国列入三大重点投资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已经从2010年的77%减少到2022年的45%。尽管许多跨国公司仍在继续投资中国，但其中一些还是缩减了在华业务规模，或者将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还有一些甚至彻底退出中国。

这种变化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毕竟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机遇仍然很大。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中国已经崛起为重要的一极。中国目前占全球GDP的18%，与整个欧盟相当，仅次于美国的24%。在人工智能、先进网络和太空技术等高精尖技术领域，中国也逐渐跻身领先行列。中国的气候转型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巨资，这有望带来可观的商业机遇。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生产国之一，太阳能面板和电动汽车电池元件都是它的优势领域。

但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也蕴含着特有的风险。中国与美国和欧洲日益紧张的关系会对全球价值链构成破坏，尤其是在关键领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在全球新兴经济体中位居首位，可能会对劳动力供应构成下行压力。中国的投资对房价上涨的依赖同样在推高风险。中国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274%，创历史新高。

跨国公司现在必须正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为在华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战略?事实上，他们中的“业绩突出者”和“业绩落后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企业的发展都遇到了困难。对于在2010至2021年间增长最快的跨国公司，这段时期最后两年的年均收入增速达到20%，快于前9年的16%。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中的“业绩落后者”的机会却越来越少：2010至2021年间收入萎缩速度最快的跨国公司，在疫情开始后的收入减少速度更甚以往，从每年缩水3%，扩大至5%。

此外，在许多行业里，中国本土企业也更加积极地夺取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例如，跨国公司在华总体收入从2006年的16%下降到2020年的10%。过去10年，本土企业在便携电子产品、食品杂货和5G基础设施领域夺取了20至40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2013至2021年，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增长速度达到“财富500强”外企的3倍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纷纷反思在华战略。“是去，是留?”成了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但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先搞清楚另外两个问题。

首先，这背后牵扯多大的利益?比如，在汽车、奢侈消费品和工业设备等行业，中国占全球市场的25%至40%；身处这些行业的公司能承受错过中国市场的机会吗?类似地，那些依赖中国供应链或从中国研发设施中吸收重要成果的企业，能承受离开中国的影响吗?即使选择离开，他们又该如何在其他市场应对中国竞争对手?

其次，跨国公司如何管理在华业务的风险?他们将在以下六个领域面临一系列选择，这也将是跨国企业在华的核心要务：

（1）资本和所有权。跨国公司能否利用中国和全球的资本，建立自筹资金的商业模式?他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剥离中国子公司?

（2）供应链。跨国公司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本土化?在哪些方面推进多元化?放眼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在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保持多高的集中度才是合理的?

（3）创新。跨国公司应当如何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流程和产品创新比例?

（4）品牌。跨国公司能否在发挥其全球化品牌优势的同时，打造吸引本土客户的品牌?

（5）人才。跨国公司应当如何一边从技能水平越来越高的中国人才池中聘用员工，一边继续从全球人才流动中获益?

（6）技术和数据。跨国公司如何在符合全球安全协议的同时，根据不断调整的中国法律对数据和技术基础设施进行本土化调整?

只有在这六个领域做出明智选择的跨国公司，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挑战确实很艰巨，但机遇也不可谓不大。